“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这是清末皇族少壮派代表人物载泽的一句“名言”，近年来引用率颇高。清末新政的核心是“立宪”，载泽又是新政核心决策层里的人物；引用者们大抵是希望借这一名言，来说明晚清最后十年的改革，其实很有诚意。
但引用者们忽略或者故意无视了载泽这句话的背景。1905年，慈禧派了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1906年，载泽考察归来，向慈禧进了一道《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这句“名言”，就出自该密折。引用者往往只顾着拿这句“名言”来证明清末新政的诚意，却忘了去领会载泽为什么会得出“宪法唯独最不利于官”这样一个结论。个中逻辑，其实载泽在密折里说得非常明白。
载泽说，现在“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当中，有不少人以立宪会损害君主大权为由，不遗余力阻挠立宪；殊不知，君主立宪的核心是“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
这些督抚大臣们之所以频频阻扰，是因为他们很清楚，立宪后，“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朝廷决不能上他们的当。载泽还以日本宪法为例，列举了17条立宪后将由君主完全掌控的统治大权，进而得出结论：立宪后，“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君权不减反增，如此，可使“皇位永固”，“君位万世不改”。换言之，在载泽看来，立宪可以帮助君主从地方督抚手里把更多的权力夺回来。 …
但载泽对“立宪”的理解完全是错的
这个逻辑显然是错的。无论是证之学理，还是验之史实，“立宪”的核心，一定都是“限制君权保障民权”八个字；至于“官权”是否会受到损害，则是不一定的事情。载泽拿日本举例，也是大错特错。明治维新前，天皇只是个摆设，清廷却是古老的皇权专制体制；就君主立宪的客观需求而言，天皇确实需要增强一些权力，清廷皇室的权力则严重过剩。载泽对立宪的理解，如此荒谬，其“名言”——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自然也说明不了清廷有多少改革诚意。
立宪不但不削弱君主的权力，反而强化君主的权力，这种特殊历史现象，只会出现在日本近代那般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载泽以日本作为立宪可以“巩固君权”的有力证据，其见识之浅陋，可见一斑。但吊诡的是，恰恰是载泽这份浅陋乃至荒谬的密折，打动了慈禧。
究其原因，一者，载泽身份特殊，不但是皇室成员，还是慈禧的侄女婿，其岳父桂祥，是慈禧的兄弟；桂祥的另一个女儿，则是光绪的皇后、后来的隆裕太后。二者，慈禧本来对立宪知之甚少，一直担心立宪会损害君权；自庚子年体验了一把督抚们不理会她的勤王诏书、自行筹划“东南互保”后，削弱地方督抚们的权力，又一直是她念兹在兹的一块心病。
载泽密折里一番天花乱坠，不但极大地消解了慈禧的戒心，还让她看到了削弱督抚权力的某种希望。故而，载泽8月23日进呈密折，慈禧9月1日即宣布“预备立宪”，清末新政的实质性内容由此开启。载泽也一度被时誉称颂为立宪的“开幕元勋”。 …[详细]
载泽这种荒谬的认知，来自伊藤博文
载泽这种荒谬的认知，来自伊藤博文。1905年受命出洋，载泽的任务是“考察各国政治”，并不专为“考察立宪”。回国后，载泽之所以对立宪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伊藤博文等人的影响关系甚大。先是伊藤博文告诉载泽，“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而后，当载泽不断问及立宪对皇权的影响时，伊藤又一再肯定回答：“贵国如行立宪制度，大权必归君主”。载泽密折里所列举的17条立宪后将由君主完全掌控的统治大权，其实全都是从伊藤博文那里听来的。
载泽曾询问伊藤博文所言是否都已付诸实施，伊藤告诉他，自己所说的这些，都已“实行有效”，绝非一般“学问家”的空谈。伊藤没有欺骗载泽，他替日本设计的宪法，的确保证了军政管理大权牢牢掌控在天皇手里。但伊藤没有告诉载泽，中日两国改革的起点完全不同，而以他的政治眼光，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