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不及待用“立宪”向地方督抚夺权，结果惨遭失败
受载泽密折的鼓舞，慈禧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9月2日就宣布要改革官制，打算用“立宪”的名义，从地方督抚们手里“合法”夺权了，史称“丙午官制改革”——载泽、端方在奏请改革官制的折子里说得很明白：“循此不变，则唐之藩镇，日本之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官制改革的内容，分中央和地方两块。中央这一块，“略与日本现制相等”，换言之，就是继续保持君主高度集权的模式不变；地方这一块，“废现制之督抚，各省新设之督抚，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军事权悉收回于中央政府”。
具体的做法，是在地方按照“立宪”的理念，搞“三权分立”，新设地方审判庭、地方议事会、地方董事会，从督抚们手里分割行政权和司法权。“立宪”是一种“政治正确”，督抚们自然不能有异议，于是“人民程度不够”，就成了督抚们一致反对立即搞地方审判庭、议事会、董事会的主要理由。当然，也有一些督抚回奏得很直白，比如河南巡抚张人骏说：“州县不司裁判，则与民日疏；疆吏不管刑名，则政权不一”，明确反对中央把司法权从地方手里夺走。
督抚们的集体反对，直接导致“丙午地方官制改革”的彻底流产。尽管载泽曾上奏慈禧，力劝其“勿为各省督抚异论淆惑”，但慈禧终究不敢冒险。督抚们挫败朝廷的地方官制改革后，转守为攻，竟又欲以“三权分立”改革中央官制，改军机处体制为内阁总理体制，结果迫使慈禧不得不下达“五不议”谕旨：军机处事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这是载泽借“立宪”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的首次尝试，据张之洞在北京的坐探报告，载泽对此次失败表现得相当沮丧。…
督抚们比载泽之流更懂得利用“立宪”来获取自身利益
其实，老于宦海的地方督抚们，远比血气方刚的载泽之流，更懂得如何利用“立宪”来谋取自身利益。张之洞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1906年9月以“立宪”为名的官制改革，张之洞是坚决的反对者，据张氏年谱记载，他对此事“愤懑填膺”，并致电浙抚张筱帆说：“外官改制，窒碍万端，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太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和。倡议者必欲自召乱亡，不解是何居心！”
1907年7月，慈禧将权势最大的地方督抚张之洞和袁世凯调入中央，阳为尊崇，阴实裁抑。此时，张之洞对“立宪”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8月份的一次觐见慈禧的谈话中，张大声疾呼朝廷要速速立宪。对话如下：
皇太后旨：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法了。……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张之洞对：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皇太后旨：立宪事我亦以为然，现在已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预备，必要实行。张之洞对：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派人出洋，臣决其毫无效验，……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臣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
有些学者对张之洞前后立场的突变感觉很迷惑。其实很好理解：1906年的官制改革要剥夺张之洞湖广总督名下的许多权力，张自然是要“愤懑填膺”；1907年张已任职中央，在同僚中的声望、资历一时无两，速行“立宪”，组阁的机会多半会落在张身上，他如何会不赞同速速“立宪”呢？…[详细]
1906年，戴鸿慈（右）、端方在美国芝加哥“考察政治”。
慈禧临终时相当后悔“允彼等立宪”
自“预备立宪”宣布后，“立宪”就成了皇室与地方督抚们互相争权的重要工具。在争斗中，因为皇室受了载泽的误导，誓死以“巩固君权”为依归，违背了立宪精神，所以常常在舆论上陷于不利。慈禧也渐渐觉察到了这一点，开始想要通过更多的途径去了解“日本立宪”究竟是怎么回事。1907年曹汝霖觐见慈禧，因其曾留学日本，即被问及“日本立宪”的真相。据曹汝霖回忆：
“太后正坐，皇帝坐左侧，……（太后）问：日本的宪法是什么宗旨？对：他们先派伊藤博文带了随员到欧洲各国考察宪法，因德国宪法君权比较重，故日本宪法的宗旨，是取法德国的。……（太后）将手轻轻地在御案上一拍，叹了一口气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对：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
太后听了很诧异的神气，高声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对：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
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顷不语。我正想再有垂询，预备上陈，皇帝见太后不问，即说下去吧。遂带上官帽从容退出殿门。”…[详细]
有些学者误读了曹汝霖与慈禧的这段对话，先是搞错了时间，说成是在1905年（曹汝霖说自己觐见慈禧时袁世凯已经从地方调入中央，如此可以肯定觐见发生在1907年7月份之后），进而判断慈禧受曹汝霖影响加快了立宪的步伐：“曹汝霖的这堂政治学课作用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
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这样的解读，恐怕已经与史料的原意截然相反——如引文粗体所示，曹汝霖就“立宪”总结了“三个中心”，“立法的中心”、“领导的中心”、“行政的中心”，可是，没有一个“中心”是属于皇权的，这与载泽所描绘的“日式立宪”截然相反，慈禧听完，“若有所思，半顷不语”，心中所想，恐怕不是在赞赏“立宪”。…
1908年初冬，慈禧去世。其对“立宪”的终极态度，担任晚清宫廷史官十余年之久的国史馆总纂恽毓鼎，在日记中有记载：“闻中官言，孝钦显皇后大渐时，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是则侈言维新之足以亡国，圣母盖悟为深悔之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