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若能和“士绅”保持利益共同体关系，本不致于在辛亥年灭亡
本来，改革之前，至少在科举尚未废除之前，士绅们和朝廷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改革后，科举体制被议会体制取代，传统士绅变身近代议员，朝廷若能与议员们继续保持利益共同体的关系，恐怕也不致于在辛亥年灭亡。
这样说是有理由的。武昌的枪声虽然激烈，但革命党在辛亥年的力量，其实相当薄弱。仅凭武力，远不足以推翻清廷。真正导致清廷灭亡的，是活动能量强大的各省咨议局。他们在辛亥年，近乎一致选择了抛弃清廷，如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出面通电联络各省，呼吁支持共和；湖南的乱局由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出面方才平息；广东咨议局抵制进攻革命党，促成和平独立；福建咨议局与革命党合作，宣布独立；浙江咨议局劝说当政满人和平交权；贵州咨议局迫使巡抚宣布独立………
可惜的是，清廷在改革中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没能维持与士绅的利益共同体
清廷在它最后的改革中，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把自己原来的统治基础“士绅”，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士绅”们寄望于通过改革扩张权力，提升社会地位，所以一直在呼吁搞“英式立宪”，清廷则寄望于通过改革从地方收权，故一直坚持要搞“日式立宪”。
朝廷似乎没有意识到，只有在“英式立宪”政体下，这些从举人、贡生、秀才转型为“议员”的“士绅”，才可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开明专制的“日式立宪”政体下，他们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花瓶，他们的“议员”身份，仅仅意味着他们可以尽情地发牢骚，其社会地位较之改革前，不升反降。
二是通过设立咨议局，把原本孤立分散的“士绅”，紧密地组织了起来。正如有的学者所总结的那样，作为一个准议会组织，咨议局“不但为各级绅士提供了参与政治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准议会组织之间的横向和纵向联系使绅士集团加强了联系，使散处全国各地城市和乡村的绅士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联合。
正是通过这种联合，绅士集团一下子壮大了起来，虽然人数未必加多，却已有足够的力量掀起时代的风云，影响国家的大政，显示了‘组织’的力量。在实现绅士集团组织化方面，咨议局承上启下，作用最为关键。”
如果清廷放弃搞“日式立宪”的顽固立场，因改革而获益的“士绅”们，在辛亥年多半会选择继续与朝廷站在一起，清廷也许就不会灭亡；如果清廷干脆阉割改革，不设立咨议局一类的民意机关，“士绅”们虽有怨望，但却未必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组织化的联合，类似1910年通过串连搞了四次大请愿，1911年通过串连促成十余省独立直接埋葬清廷，这样的情况，或许也不会发生。
但清廷偏偏两件事都做了，不但得罪了自己旧的统治基础，还给了他们组织化的大好机会，同时又没有能力找到新的统治基础，其灭亡，实在是太情理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