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争，美国策略是尽量使太平洋战争推迟爆发，以便为自己赢得备战的时间。特别是在欧洲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认为对世界和平主要威胁来自欧洲，因此，采取的是“先欧后亚”的战略。鉴于欧洲局势日益恶化，美国在远东就要尽量避免与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发生直接冲突，以便集中力量首先挫败主要敌人德国。因此必须把对日制裁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因为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将会促使日本为了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铤而走险”。正因为这一原因，美国曾一度热衷于与日本谈判，试图通过牺牲中国局部利益与日达成妥协。
三、结盟抗日（1941年12月—1944年9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推动了美国与中国结成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美国政府进一步调整制定了它的战时对华政策。为使中国政府能更积极有效地组织对日作战，牵制日军在太平洋上的行动，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援华制日转到结盟抗日。具体说来，美国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
第一，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首先，美国建议成立了中国战区，蒋介石任总司令。其次，改编和训练中国参加与美联合作战的部队。先后把中国参加缅甸战役的一部分远征军训练和改编为中美联军；把原属于中国空军建制的美国空军志愿队并入美国陆军建制，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后又与中国空军混编成军。最后，美国与中国加强情报合作。为此，1943年7月，在重庆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但更多是用作对付土鳖。
第二，加大对华援助的力度。1942年2月，美国给中国巨额贷款5亿美元，超过了1937年到1941年7月贷款总数的两倍，而且未规定利率、偿还期、担保及借款用途。美国还加大了对中国租借物资的援助。根据1942年6月双方签订的《中美租借协定》，中国可以无偿获取美国大宗军事援助。据美方统计，战时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8.46亿美元。
第三，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一面与中国合作抗日，一面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如：在1941年12月—1941年1月举行的阿卡迪亚会议上，罗斯福不顾丘吉尔的反对，坚持将中国列入《联合国家宣言》4个领衔国之一，与美苏英并列。1942年10月，不顾苏联反对，支持中国作为《世界普遍安全宣言》的签字国。11月中美英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中国应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
美国在这一时期与中国结成抗日同盟，既有短期的考虑又有长远的打算：短期来看，为了进一步实施它的“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美国希望通过与中国联合作战，让中国顶住日本，牵制更多的日本兵力，以解除美国以主力对付德、意的后顾之忧。长远来看，这一政策是从美国战后全球战略来考量的。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设想的战后国际新秩序是大国主导体制。
美、英、苏、中“四个警察”应起支配作用。在大战时期，在英苏间出现分歧时，美国常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如果战后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又站在美国一边，那么，美国实际上就凌驾于其他三国之上了。因而，美国力图通过战时与中国的结盟关系，增强对中国影响，为其战后的全球战略服务……可见美帝战略眼观。
但美国是不可能真正把中国当成与其它大国平起平坐的一员的，更不用说与美国了。如：中国抗战时间最久，但获得的租借物资却不及英国的5%，苏联的20%，甚至还不如退居北非一隅的法国的半数。不仅如此，当时给英、苏的租借物资，货一上船，所有权即归英、苏，而给中国的租借物资即便运到中国，控制权仍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手中。
1945年2月，美、苏、英三大国在雅尔塔会议达成的秘密谅解和妥协——《雅尔塔协定》，是以牺牲中国部分主权利益为交换的。协定事关中国主权，可是中国政府却被排除在会议之外。这就足以证明，作为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甚至直接涉及本国主权的交涉中，仍然处于无权地位，中国仍然是大国强权政治的牺牲品。当然，美国试图通过战时的援华、结盟政策扩大对中国的影响这一目的是达到了。通过抗日战争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国国民政府对美国的依赖性更强了。抗战以前，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对西方大国采取的是平衡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