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末代的造反领袖，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
一、引导长期被地主与权贵压抑的小农意识各自释放。
二、有效地组织这外放的、立场与指向各自完全不同的小农意识，尽量形成一定合力。
通常情况下，失去节制，全面外放的小农意识会各自指向曾今压制过自己的地主、商人、权贵，并有可能会延及一切压制过自己的东西，比如，文革期间，农村老百姓连神像都打碎了——那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最高迷信对象，他们之所以敢于如此，是因为有了更高的景仰对象——毛泽东主席。
与“文革”过程中的小农意识全面外放，人们全面陷入互相攻讦的情况相似的是，历朝历代的末世造反队伍，比如秦末造反队伍在项羽的率领之下冲进咸阳烧杀抢掠；西汉与东汉末年的造反队伍冲进长安烧杀抢掠；唐末起义队伍在全国的烧杀抢掠；明末李自成队伍冲进北京的烧杀抢掠······
事实上，毛泽东主席在解放后到1976年的民间的光环已经超越了古代帝王——古代帝王是人神合一的，而毛泽东已经超越了神，具体表现就是老百姓敢于打碎神像。
文革期间，老百姓向除过毛泽东主席之外的一切对象发动攻击，互相攻讦都乐此不疲·····
与中华民族长期被地主与其他财富兼并势力、以及权贵阶层长期压制不同的是，日本民族则主要是长期被自然条件压制。
中华民族的被压制尚可通过大众的起义而获得暂时的解脱——并且即使被压制也不是一直的高压——中华民族总会在夹缝中求安，并会在大多数人走投无路之后起来反抗。需要什么的是，中国人联合起来反驳更多是被动的、感性的——目的是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而不是生活规则本身。
而日本对于自然环境造成的无法克服的压迫感从来没有消失过—— 一直在持续，在明治维新之前，他们基本没有什么办法获得解脱——日本民族的自危意识完全是自发的，程度比中华民族的要深刻的多，而时间上则一直在延续。
就压制力量而言，压制中华民族的力量主要是人，而压制日本民族的主要是其自身的自然环境、物质生活基础，所以，一旦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的压制力量被解脱之后，被压制的反力量的指向就会不同；此外，由于中华民族散乱无序的民族性格与日本民族高度集体协作的民族性格的不同，所以，双方各自被压制的心理被释放之后的表现也就会出现极大的不同。
被压制的中华民族在解脱压制之后，会各自指向压制过自己的具体的人——是这些直观具体的人让自己活得艰难的而非其他，而日本人就会竭力改变一直限制自己的自然环境条件以及社会规则。
解脱之后的中华民族通常会陷入互相混战、互相攻讦，而日本民族则会集中力量指向外界——通过集体的合力改变自己的生存际遇，当然，其早已被压制为畸形的心态和担心会导致对于外界的大屠杀······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经济与科学在互相刺激中发展，政权也逐步民主化，全社会的人力、物力空前增长并被高度调动——形成了强大的合力，于是必然导致其全面而疯狂的向外侵略——基本目的是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环境与际遇、连带着大规模与残忍的烧杀抢掠。
这种“变相外放”的合力，在二战时期达到顶点，而在二战之后，其消磨了攻击的戾气，再次转向国内的高度协作与敬业，日本很快就成为世界上最为先进与发达的国家——在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国土极为局促的自然基础之上！
一个人在长期的被压迫之后，会以相应的力量报复，极端的攻击性的根源是曾今被极端地迫害与压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
中国和日本有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发展历程，被完全不同的力量压制，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民族秉性。
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民族都有被长期压制而形成的“神经质”——日本比中国人程度要深。
而这种“神经质”被久压之后的反抗与爆发，中国一般表现的比较散乱，而日本则高度集中；中国一般将矛头指向国内的相互，而日本则集中指向国外。
中国人追求个人的自由，而日本则致力于摆脱民族与国家的困境。中国人致力于改变境遇，日本致力于改变规则。
反过来看，日本认为自己在二战期间是为了改变自己民族与国家数千年的困境，为了改变决定自己生活的规则，同时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比较略等——应该被征服，他们认为这没有错！
其是世界上最为自危也最为团结与顽固的国度，由于一直“生于忧患”，所以高度团结；其一直与自然与外界做斗争，所以其相信并痛恨与反抗“优胜劣汰”——打输了，我给你舔脚趾头；赢了，除过要统治还要虐待。可以向你低头，但是绝对不会彻底服输。
其谦卑而冥顽不化，这是骨子里长期的自危与困境意识造成的。所以，其向美国俯首称臣，但从未向任何国家开诚布公地道歉与忏悔——因为其还想要重新站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