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疑人称强奸了受害人，但尸检没有任何残留物。聂海芬跟刑侦人员就去请教法医，法医分析说有可能啊，比如经一夜的水冲过以后，把被害人体内强奸的痕迹冲掉了。
聂海芬还做了多次侦查实验，比如找了辆货车从安徽开到案发地。
经过聂海芬及侦查人员的艰苦努力，基于口供形成的“客观事实”就这样拼贴而成，“她的时间都是精确到秒的，距离是精确到米的”，最终在参与办案的民警吴伟眼里：“无懈可击”。
“女神探”的一系列动作，让办案民警们佩服不已。然而，几乎所有的推论，现在看来基本上都经不起推敲。比如，受害人尸体未有被强奸的遗留物，是可能被水冲走，但也有可能根本没被强奸。
浙江省一位公安系统人士说，预审工作包括查明案件事实和判断有罪无罪两项主要职能，“既要查找证明证据打击犯罪，又要查找反证以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但往往以打击犯罪为出发点。”
聂海芬的问题是，只顾查实，忽略证伪。所有的方法，都是冲着证明嫌疑人有罪供述的合理性而去，“其实就是有罪推定”。
此次浙江高法翻案，判决书认为不排除第三人作案可能，尤其以比对上DNA的勾某某嫌疑最大。
遗憾的是，勾某某2005年犯下一起强奸(未遂)杀人案，作案手段与王冬案非常相似，该案审核人正好也是聂海芬，但在之前的审讯中她“未曾发现勾某某具有作案嫌疑”。
此前的DNA鉴定结论，虽已明确指向与张氏叔侄无关，但仅凭有罪供述，他们依旧被认定有重大犯罪嫌疑。
而最新的判决书中，最让人惊讶的是，当事人的有罪供述，系侦查过程中警方使用“牢头狱霸”袁连芳迫使诱逼作出。
而“神探”聂海芬用以推理串连的各种细节，均基于两位嫌疑人的供述;然后，她想方设法加以印证。
残酷的是，这些供述是当事人被迫捏造的。浙江高法的判决书确认，从同监犯获取及印证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等侦查程序和行为不合法，本案“不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以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情况”。
聂海芬是否对可能存在的非法取证完全不知情?在央视节目中，她说，“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下，经过突审，开口了，两个人都讲了。”
错误从侦查的一开始就铸就，而作为预审员，聂海芬本有可能也有责任发现并予以纠正。
在此案中，预审的一些禁止性规定，也没得到执行。最明显的莫过于，禁止刑讯逼供，而像袁连芳这类协助公安机关侦查的特殊人员，原则上“不得作为证人”。
作为预审员的聂海芬，成了“神探”。预审作为刑事侦查的第一道屏障，则不幸失守。
不过，在杭州的公安系统，不少人对聂海芬报以同情和肯定态度。有人就提到，她现在的职务还是大队长，依然在一线工作。
2011年7月，在浙江省广播电台的《我是党代表》节目中，这位现代“女提刑官”再次登场。节目举的两个案子，都是讲述她如何突破嫌疑人的心理防线，使其认罪伏法。
“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在节目中，她再次道出自己的座右铭。
但对于一个预审员来说，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是否合适?在5月6日《人民法院报》所载最高法副院长沈德咏的文章中恰好对这句话有所论述：“我们的观念中常有'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认识，但要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让无辜者获得保护，那就有可能会'放过'一些坏人，这种制度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各方面都要有心理准备，这也是维护刑事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