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上海的人都有这样的同感：拍一张小客车的沪牌越来越困难。交100元人民币手续费，却连排队的机会都得不到；即使有幸排到了，并愿意花近8万元买这小小的“铁皮”，但拍到的概率也只有不到5%，人们对此多有微词。
而在上海有这样一个包括国税部门工作人员在内的犯罪团伙，他们以“黄牛+国税内鬼”的组合，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采取用真实身份通过非法途径办理沪牌上牌手续，也不经过拍牌程序却能获得近5000张牌照，并在上海交通网络中流通自如， 非法获取利益高达2.2亿元。
此案一经“浮出水面”，便引起社会哗然。深藏10年未被发现的“内鬼车牌”腐败案给人们带来诸多思考和启示。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专家沈亮11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这起案件反映出拍卖机构与管理机关在约10年中并未无缝衔接；另一方面，案件也引发了人们对政府在公共资源分配方面“监督权”的思考。他说，政府在公共资源分配上应十分明确，不应留有私下分配额度，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应当接受社会监督，从而真正做到透明、公开与合理。这位专家坦言，此案应该成为完善“行政公益诉讼”的契机，使民众真正有权监督公权力机关。
历时两日的该案庭审曝出的案情显示，2005年1月至2014年3月间，原上海市某国税局科员傅某某、蒋某某与黄牛陈某某等人通过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上偷盖真章或涂改、拼接并加盖假章等多种手段，骗取上海市客车额度。十年里，无论是税务部门，还是额度审核管理部门都没有发现客车额度的异常。
“内鬼车牌”案暴露出了沪牌在拍牌和上牌过程中的诸多漏洞，严重挑战了“限牌”、拍卖车牌的公平性。今年刚刚拍到车牌的徐先生说，在获知拍中这块“小铁皮”时的心情就像“中了大奖”，事后想想这样的心情其实很“畸形”。他说，自己算是幸运的，一位不幸的同事拍了二十几次都没有拍到车牌。谈及此案，徐先生说，犯罪团伙的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车牌拍卖“游戏规则”，令人气愤。
在上海政法学院城市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章友德看来，此案跨时10年，并非偶然，其实具有必然性。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案更深层次原因在于特大型城市”公交优先“理念并未真正落到实处。
据悉，在过去10年里，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各大城市先后出现交通拥堵，并如“传染病”一般仍在蔓延。章友德指出，作为限牌措施之一的牌照拍卖，其控制权被政府部门垄断，在巨大的需求下，就会产生“权利寻租”的腐败。
这位专家说，持续10年才暴露的案件，应当引发政府部门对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和管理的反思。对这种违法犯罪的问责不应仅停留在对国税部门工作人员和“黄牛”的惩罚；而应当探索公交管理体制改革，且理应成为今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
如何改变城市交通拥堵，杜绝车牌拍卖过程中的腐败？章友德曾建议在大力完善便捷公交体系的同时，提高私家车运行成本。他指出，缓解拥堵，不能只靠以行政手段控制车辆购买，政府部门应该转变职能，以经济手段解决相关问题。
